出國開會的時候，遇到熟識的朋友，他們會說”Ping-Ing Lee from Taiwan”又來了。這是因為在國外開會時，我常常發問，而我的第一句話總是”I am Ping-Ing Lee from Taiwan”。

台灣在國際上的困境

近年來，台灣不但在國際外交舞台上被打壓，各個國際學會也有同樣現象。像兒科醫學會在國外被稱為Chinese Taipei，我曾因此在世界兒科醫學會上，與香港代表面紅耳赤地爭執，鬧得大家很不愉快。下次開會時，中國大陸來了一堆代表，我想那大概是要來堵我的。當時我懶得理他們，於是他們就算白去了一趟。

中國大陸無論民間或官方稱呼我們都是用台灣之名，當我們對大陸人自我介紹時，也都自稱來自台灣，這些都沒有問題。但中國大陸官方卻千方百計地在各國際學會，到處施壓去除台灣之名，無寧是一種自慰式的霸道。

以台灣之名發聲

在國際學會上，我覺得台灣人太少發聲，至少在我專長的兒科與感染症這兩個學術範疇，都是這樣。我們一直抱怨受到的尊重不夠，但自己並沒有積極參與並表現出學術上的專長，這樣並不足以令人尊重。我每次發問時說”Ping-Ing Lee from Taiwan”，其中一個動機就是替台灣發聲。

台灣人很少在國際學會發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英文表達能力。一開始在國際學會發言的時候，我個人也必須克服這種英文恐懼症，總要在心裡先想好發問的英文語句，才敢站出來發言。久了以後，就習以為常了。現在我臨時想到什麼問題，都可以馬上站出來用英文發言。其實醫學上的英文就是那幾種格式，講多了就會熟悉。有人曾經說過，目前國際上最通用的語言並不是英語，而是”broken English”。所以，即使文法錯誤都沒關係，只要大家聽得懂，就有辦法溝通。

發問必須邏輯清楚、避免炒冷飯

另一個讓大家不願意發問的理由，是怕問的問題太幼稚被笑，我覺得那牽涉到個人的學識與邏輯思考。在學會上發問，問個大家都知道對的問題，或一個大家都知道錯的問題，只是浪費所有人的時間，也可能遭致嫌惡。發問的內容，多少能反映出個人的認知與學識基礎。一個邏輯清楚的關鍵性問題，可能讓大家獲得比聽講更多的收穫。自己在國外也常將我在國內思考過的問題，順便拿出去聽聽國外專家的看法。我在學術研討會上，最討厭聽到的是講者已經說明過的東西，還拿出來問。這表示發問者沒有好好聽講，跑出來浪費大家時間。碰到這種情形，我都會嗤之以鼻地大搖其頭。

不認真或聽不懂

其實，我在學生時代也是極端沈默的一份子。沈默的原因大多是懶得發問，另外還有些尊重權威的意涵在內。尊重權威，是我們傳統教育的特質之一。只要是老師講的，都應該是對的東西。所以從小到大，長輩的訓誨常是「囝仔人有耳無嘴」。

很久以前，有次聽小兒部張美惠教授說：「聽了一場演講以後如果都沒有問題，只有兩個可能性，一個是你沒有認真聽講，所以問不出問題；另一個可能是你根本聽不懂，所以不知該如何發問。」後來我覺得如果很認真聽講，內心的確都會有些問題，所以我慢慢養成不停發問的習慣。在國外開會的時候，我有時每個題目都發問，大家就會一直反覆聽到”Ping-Ing Lee from Taiwan”。除了張教授講的兩個可能之外，找不到問題發問應該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那就是講得太爛了，不過這種情形應屬罕見。所以我覺得演講完畢以後，如果聽眾都沒有發問，大部分講者會覺得有點失落。大家都聽得很無趣，或講得不好，才會都沒問題。

既然大部分情形下，大家都應該有問題，可是保持沈默仍然是我們的特性。個人覺得第一個發問者很重要，在演講結束後的一片沈默中，如果有人發問，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思考與進一步發問。如果沒有第一個發問者，就要靠主持人發起討論了。個人的國內演講經驗，常在講台上沒被問問題，但一下台就來一堆問題，可見國人還是以「內向」者居多。

客觀分析與傳統訓誨

對於發問者的回答，個人覺得國內外有很大的不同。我覺得在國外發問的時候，被問者大多能客觀地分析問題給予回答，所以常能獲得額外的收穫。在國內呢，如果你的問題太背離傳統，則可能換來一頓訓誨。

流感大突變的故事

對於流感大突變引起大流行流感病毒 (pandemic influenza virus)的來源，一般傳統教科書的說法是禽流感與人流感之間的八段基因發生基因重組(gene reassortment)，於是這個新病毒含有來自禽流感新的hemagglutinin與neuraminidase抗原，卻保有攻擊人類細胞的特性，於是可以引起大規模的全世界流行。過去我常想，hemagglutinin是流感病毒吸附動物細胞的分子，人流感與禽流感的hemagglutinin分子長相不同，所以攻擊的動物種類也不同。如果禽流感與人流感病毒之間發生基因交換，那交換來的hemagglutinin還是禽流感病毒的長相，它應該還是以攻擊禽鳥為主。所以要達到大流行的條件，來自禽流感的hemagglutinin應該還需要突變，以滿足有效吸附並攻擊人類細胞的要求。

筆者向國內病毒專家請教過這個疑惑，所得的回答是傳統教科書所說的：基因重組是大流行的充分且必要條件。2000年到比利時開會，我聽到一位外國學者在講基因重組與全世界大流行的關係。我起身說出我的看法，只見台下有些聽眾拼命搖頭，因為我講的是離經叛道的奇怪說法，講者很可能直接否定我的說法。但當時講者居然回答，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是目前還沒有證據能夠支持或否定我的猜測。後來我繼續注意這方面的文獻，發現1957年的H2N2與1968年的H3N2大突變流感病毒，其hemagglutinin分子都有至少兩個關鍵性突變，使得它們能夠輕易吸附人類細胞。1918年的H1N1大突變流感病毒，其hemagglutinin分子則發生了立體空間的構造變化，使得它與人類細胞接受器的吸附力上升。這個被稱為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根本沒有經過基因重組的過程，而是禽流感慢慢演變過來的。

非典型肺炎的故事

也是在2000年，我受邀在一個台灣主辦的小型國際研討會演講非典型肺炎。講完後有個外國聽眾發問，說非典型肺炎患者常會聽到哮鳴聲(wheezing)，這樣到底能不能診斷氣喘？我知道大部分教科書都認為，黴漿菌這類感染容易引起支氣管收縮與哮鳴聲，所以不見得可以診斷氣喘。但我當時回答說，這很像創世之初一開始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有可能黴漿菌等感染可以直接誘發支氣管收縮，而不論病人是否有氣喘體質，所以不能根據非典型肺炎患者所聽到的哮鳴聲診斷氣喘，但也有可能是有過敏體質的人，罹患黴漿菌等感染以後，容易同時有氣喘發作並表現出肺炎。或許這兩種可能同時存在，但大概要等到我們可以用基因分析等方法判斷是否有過敏體質以後，我們才能客觀探討這兩種可能的真實性。

當時發現肺炎披衣菌 (Chlamydophila pneumoniae)的Grayston醫師也有與會，會議中場休息的時候，他跑過來找我。他說剛剛因為有人找他講話，所以沒聽到我對非典型肺炎的演講，但是他聽到我對非典型肺炎與哮鳴聲相關性的回答。他說如果是他來回答那問題，講的內容大概類似我的回答，但是他的答案一定沒有我說的好。大師級學者就是這樣身段柔軟，不吝於鼓勵晚輩。我不但欣慰於有著跟他一樣不同於世俗的思考，也陷入受寵若驚的陶醉中。但一旁的國內專家則插話說：”No! No! No! 黴漿菌本來就容易引起支氣管收縮……” 此時會議開始鈴響，大家分別就座，免去了我為那離經叛道言論辯護的責任。

SARS的故事

2003年SARS風暴震撼全台，在流行的高峰，我曾經對記者說根據我們對冠狀病毒的瞭解，這疫情在夏天可能降溫，但到了秋冬天卻有機會捲土重來。到了SARS消失以後，全世界專家都說SARS在秋冬天會捲土重來，其來源的推測則有二種。一是SARS病毒可能潛伏在某個人身上，二是仍然存在於果子狸等動物身上的病毒。當時有些記者曾經問過我這個問題，我的回答都是SARS不一定會再來，不過這個看法幾乎從來沒有在新聞媒體出現過，因為它違背了其他高階專家的看法。當時我認為一個人身上潛伏著SARS病毒，病毒不致病也不死亡，這是匪夷所思的一種現象。如果說果子狸等動物身上還有SARS病毒，則又違背了生物學的基本原則。SARS病毒是一種動物病毒突變來的人類病毒，它既然已經適應了人類細胞，何以能夠回去感染果子狸？

2003年秋天台灣舉辦了一場SARS國際研討會，聽到一位外國學者提到SARS在秋冬天會捲土重來。講完以後，我第一個發問，並提出我的前述質疑。那位講者同意我的看法，認為我們對於物種向性 (species tropism)的瞭解不夠，雖然SARS可能跨越兩物種而捲土重來，但也可能就此消失。但此時一位國內專家發言：”No! No! No! SARS一定會再來，一般認為有兩種可能性…….”我又被訓誨了一番，但是後來證明SARS並沒有再來。

如何要求年輕人創新？

最近，台大醫學院前院長陳定信教授與台大醫院林芳郁院長都提到，台大醫學院的年輕人缺乏創新精神。我認為最大的癥結，是我們的大環境根本不鼓勵創新。包括老師輩，都不應死抱著經典理論與教科書不放，否則怎麼教出富於創新力的學生？又怎麼要求年輕人創新？

太過於離經叛道，在國內的下場可能很慘。有時候，我不得不根據有沒有權威學者在場，來改變我的演講內容，要不然會被電得很慘。這樣讓人不敢講出真話的環境，是我們學術進步的最大障礙。

不能就事論事的習性

我們傳統上尊重權威的個性，阻斷了創新力的發揮，而且我們常常不能就事論事。學術上的討論常被解讀成對個人的攻擊，相反地，也有人因為對個人不滿而在學術上濫加批評。我在國外說出與講者完全相反的論調時，常被欣喜地認同、接受；我在國內如果大唱反調，可能回過頭來遭致人身攻擊。以最簡單的晨會為例，對於不是兒童感染科的病例，我有時也會跟其他科醫師爭得面紅耳赤。因為所有兒科醫師都應該有兒科知識與邏輯判斷的能力，而各次專科醫師的看法並不一定絕對正確，也不是不可挑戰的權威。那些爭執絕對不是針對個人，而是在辯論學術真理，但事後的情境，卻常讓我有點「弄壞同事感情」的感覺。問題的癥結是大家的自尊心都很強，尤其無法忍受來自非本科醫師的質疑。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能很難。我認為一位老師如果被學生挑戰，還能夠客觀分析，並承認自己可能的錯誤，那才算是一位大師級人物，也才能引領提升新一代的創新能力。拋棄權威的不可質疑性、將學術討論歸於純學術、虛心思考不同看法的正確性、鼓勵所有人勇於質疑，只有這樣改變我們的舊習，台大醫學院的未來一代才會富有創新力。